编者按：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学院就发起了一系列关于当代学术“视觉转向”的探讨，形成视觉文化研究的重要文献，并在国内最早开始视觉文化研究方向硕博研究生与本科生的培养，同时展开相关的课题与学术研究。期间曹意强教授撰写了《艺术媒介与创作意图》、《视觉艺术与智性模式——对艺术中的一些公认理论的反思》等论文，率先介绍视觉文化研究的新理念，尤其在艺术史与视觉文化之间的内在理路上做了诸多梳理。本文最初发表于年，原计划是作为巴克森德尔《意图的模式》中译本的“译序”，对巴克森德尔的思想做了深入浅出的勾勒与介绍，今天读来仍启发多多。

《意图的模式》中译本书影

视觉习惯与文化

——巴克森德尔的《意图的模式》及其他

费奥·拜尔卡里，年[1]

年，巴克森德尔的处女作《乔托与修辞学家》问世，仅隔一年，他又发表了《15世纪意大利的绘画与经验：图画风格的社会史入门》（以下简称《绘画与经验》）。这两本书一举奠定了作者在西方艺术史界的崇高学术地位。它们的体积虽小，却包容着博大精深的古典学识，就此，人们将巴克森德尔看作是以贡布里希为代表的经典学派在英语国家的唯一继承者，而他书中（尤其是《绘画与经验》）所体现的研究方法则被认为预示甚至推动了近年来流行的“新艺术史”运动。[2]

对于巴氏来说，以上这类反应完全与他的初衷相悖。在《绘画与经验》的序言中，他已申明，该书并非是为艺术史家而撰写的。[3]十年之后，巴克森德尔应邀赴美国伯克利的加里福尼亚大学作尤纳人文学科系列讲座，他借此机会讲述了对自己的研究和方法所作的“内省性思考”。该讲稿于年刊行，题为《意图的模式：论图画的历史说明》（以下简称《意图的模式》）。然而，巴氏的自我说明并未能澄清误解，反而扩大了《绘画与经验》业已产生的影响和传播范围，甚至波及中国艺术史研究领域。正是从《绘画与经验》和《意图的模式》这两部书中得到了灵感，高居翰撰写了两篇引人入胜的文章，即《中国绘画史方法论》和《中国山水画的意义和功能》。在文章中，高氏不但频频引证巴氏“以物易物”等概念，而且号召同行以《意图的模式》为方法论典范，破除中国绘画史上占主导地位的文人理想化观念，揭示隐藏其后的社会和经济因素。[4]

关于西方之方法在中国艺术史研究运用上的得失问题，需专文论述。但要评价后者就必须首先吃透前者；而要吃透前者，就必须了解其倡导者；而要正确理解其倡导者，就必须首先了解他的学术环境。对于刚刚开始接触巴克森德尔著作的中国读者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

迈克尔·巴克森德尔

年8月18日，迈克尔·巴克森德尔诞生于英国威尔士的加的夫。其父为艺术批评家和鉴赏家，就职于威尔士国立美术馆，并与罗杰·弗莱圈子里的艺术批评家和艺术家交往甚密。在父亲的影响下，巴克森德尔从小就对艺术怀有浓厚的兴趣；从那时起，他经常以画素描、速写为消遣。年，他考入剑桥大学，起初读古典文学，后改为英国文学，师从著名的文学和社会评论家F·R·利维斯（-）。利维斯性格刚正固执，时遭非议。他一方面大力维持传统的价值观念，几乎以19世纪的态度坚信零乱复杂的事物背后必定存在着一个总体秩序[atotalorder]；坚信技术与道德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坚信在文学和艺术批评中应有明确的价值判断标准。[5]而在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不信奉国教的人。利维斯的所有这一切，都在巴克森德尔身上引起了共鸣。直至最近的一次谈话中，当谈及利氏的影响时，巴克森德尔说道：“虽然我很难具体说清自己在哪些地方受到了他的影响，但我至今依然觉得，当我从事写作的时候，仿佛利维斯总是从背后监视着我，让我保持诚实。”

凡是读过巴克森德尔的著作的人都不难看出，至少在一个重要方面，利维斯的影响是无所不在的，那就是强调文学艺术与日常但非流行的生活和语言的相关性。年，巴克森德尔在剑桥大学毕业后即荣获意大利国家奖学金，赴帕维亚大学研究人文主义文学。他所选择的题目，便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风俗习惯对文学艺术的制约问题。在研究艺术批评时，他进一步发现，那时的人文主义者所运用的古典拉丁语比任何其他语种都具有更严格的形式要求，而这一点本身则成为了文学艺术中一个重要的限制因素。由于人文主义者对于绘画、雕刻等的描述是在这种语言限制中进行的，所以语言的语法与修辞学很可能大大地影响或规定了人们对于图画和其他视觉经验的描述、观察和体会。

在日后的《乔托与修辞学家》一书中，巴克森德尔对以上这些问题作了更深入的探讨。他揭示了人文主义者在复兴西塞罗式的拉丁语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修辞惯例，如何为阿尔贝蒂将“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