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口气喝完气泡酒，斜靠回酒吧沙发。阖上眼睛，他说：“我十五岁。纳粹党员带领一列人从贫民窟到车站，准备驱逐出境，我从中逃了出来，回到布达佩斯，在那里我过着基督徒的生活，带着伪造的身分证件。家里的每一个人已经遭逮捕然后驱逐出境。我和朋友合租一个房间，他于一九四二年从匈牙利逃到捷克斯洛伐克。他带着伪造的身分证件生活了一段时间，熟知其中窍门。保罗是他的假名。我不记得他使用什么姓，而且我从来都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我们成了非常亲密的朋友。除了回忆，在我书房的书桌上，有一张他的放大照片，老旧又皱巴巴的。我还有一个密友米克罗斯，他几个月之前被箭十字党(Nyilas)杀死。”“我记得你谈论过你的朋友米克罗斯，他被纳粹党员抓起来枪毙。但我不记得那个字——是Nyilas吗？”“箭十字党是匈牙利的纳粹党员。他们是野蛮人，是由武装暴徒组成的一支国民自卫队，他们在街头闲逛，把犹太人聚拢起来，不是当场杀死就是把他们带到党的处所拷问及屠杀。他们对待犹太人的方式比德国人或匈牙利警察还要恶毒。Nyilas源自匈牙利文，意指箭。他们的徽章是两支箭交叉，类似德国的“卐”。“保罗和我很亲密。得悉犹太人起义对抗斯洛伐克的纳粹党员，我们就想要加入当地的抵抗组织。因为我不会讲斯洛伐克语，他认为最好让他前去勘查情势。如果情况看起来有利，他会找一个地下管道回来布达佩斯接我。我跟他一起去布达佩斯的火车总站，火车离站的时候，我确信几个星期后会见到他。但我再也没有他的音讯。战后，我搜寻保罗的消息，但是找不到他的踪影。我确定纳粹党员杀死了他。“我有一些抵抗组织给我的任务，发生事情的时候，我都尽力而为。其实，我变得非常擅长伪造文件给想要以基督徒身分通关的犹太人。我靠白天在一家替匈牙利陆军制药的小工厂当打杂跑腿小弟谋生。“啊，这就是我上星期在迈阿密机场大厦恢复的记忆。我十五岁，某天早上，我迟到了，赶着去上班，当时我看到街道对面有一个箭十字党暴徒，戴着一顶军帽、系着一条军用腰带、配一把手枪在皮套里、手臂上有两支黑箭交叉的箭十字党臂章；他拿着冲锋枪对准一对不幸的犹太夫妇，他们上了年纪，在他前面三、四英尺，走路慢吞吞。他们大概六十几岁，被迫佩带四英寸的黄星标志在左胸。那个老男人显然被打，很可能就在几分钟前：他的脸很肿而且变色了，你几乎看不到他的眼睛。他的鼻子也肿起来，又青又红，扭曲到一边，而且流着血。鲜红血迹从他灰白的发际线流到额头，然后一滴一滴从脸上流下来。他的耳朵又大又红，有撕裂伤。那个女人在他身旁，边走边哭。我看到她转头回去恳求那个暴徒，但他仅用枪管把她的头推回去。“记住，这在当时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我知道很难让你的心去想象这样的经验，但这场面并不稀奇，在整座城市，每天都发生很多次。犹太人时常在街头遭到逮捕，有时候当场枪毙，然后尸体就这样放在人行道上一两天，直到被收走。无庸置疑，这对夫妇正要被带往箭十字党的处所严刑审问，以处决的方式朝头部开枪，或者用钢琴线吊死在天花板的挂钩上。或者射杀和淹死两种都来——那是他们的最爱之一。箭十字党会强迫一群犹太人走到多瑙河畔，射杀之后，把他们扔进冰冷的河里。有时候，三个犹太人被绑在一块儿，只有一个被射杀，但全部都被丢到水里，另外两个溺死或冻死。”我不由自主颤抖，有个不祥预感，三具身体绑在一块儿、在冰冷的河里使劲挣扎的情景。那夜晚会炸开一条路进入我的梦。但我不发一语。鲍伯注意到我在颤抖，他转移了目光。“你要习惯，欧文；难以置信，但你要习惯。甚至现在我还不相信发生过，但是其实那曾是每天在发生的事。我见过许多这些大量射杀，而且知道，即使射杀没有致命，一旦他们被丢入冰冷的水里，受害者也难逃一死。“在布达佩斯的街上，总有箭十字党卫兵在犹太人队伍的前后带领。有时候，特别是晚上天黑时，一个抵抗组织的战士(我自己也做过几次)会跟踪他们，朝卫兵掷一颗手榴弹，希望杀掉箭十字党坏蛋。当然，手榴弹也可能杀死犹太人，但他们不久还是会死，而且在混乱中，偶尔有些人可以脱逃。我从未忘记在抵抗组织工作的这段回忆。我知道你听了会害怕，但我想告诉你，这些是我生命中的高峰经验。“我在锡安抵抗组织的另一个任务就是跟踪街上被箭十字党恶棍带领的犹太人，记下箭十字党聚点的地址，那是他们被带去的地方。这些聚点散布在整座城市，假如像我一样的一些侦察员发现大量犹太人被拘留在某间特定的处所里，那个地方晚上就会偶尔遭受攻击。抵抗组织里的犹太年轻人会骑机车经过箭十字党处所，送上手榴弹，用冲锋枪扫射该处。“我们通常瞄准大楼较高的楼层，囚犯关在地下室，我们知道其中一些囚犯会被杀死，但我们不放在心上——犹太囚犯到头来注定会死。我们仅仅试图杀掉纳粹党员。同时，我们希望攻击所导致的混乱让一些犹太囚犯有机可逃。就宏观而言，我确信我们的零星攻击并不是很有效，但至少我们自己有所表现，而箭十字党知道他们不可能杀死犹太人而自己却毫发未伤；我们想要对方知道他们自己也处于危险之中。“更多细节持续漂进我脑海。当我看到被打的老男人以及他哭泣的妻子，我记得我呆住了。虽然我停下来呆视只有一下子，可能不超过三或四秒，但箭十字党卫兵注意到我，然后从街道对面把枪对准我咆哮：‘你——过来这里。’“我跨越街道，努力表现得若无其事。面对困境和可能的死亡是我的家常便饭，而我随机应变。我肯定内心很惊恐，但是我不能任恐惧掌控：我必须专心思考如何脱困。那个时代，走在街上你必须带着一整捆身分证件，我的是伪造的，却做得很好，看似真的。他问我是不是犹太人。我说：‘不是’，然后给他看我的一张又一张的身分证件。他问我住哪里、跟谁住。当我告诉他我住在出租的房子里，他似乎变得更怀疑，问我说：‘为什么？’我告诉他，我在一家替陆军制药的工厂工作，为了抚养守寡的母亲和祖母，她们在乡下过得贫苦。我也告诉他。我的父亲以前是匈牙利士兵，在俄罗斯前线打共产党时阵亡了。但这些对恶棍起不了任何作用，他只粗率回了一句：‘你看起来像犹太人。’然后用枪指着我怒吼：‘跟那两个犹太人排在一起，走。’”我的焦虑迅速高涨。鲍伯见到我摇头就点点下巴，像在问我有什么想说的。“太恐怖了，鲍伯。我懂你的意思。我在听每一个字。但我快受不了了。我的生活一向都如此安全，如此……如此安全，如此不受威胁。”“你必须记住，我每天都与如此突如其来的危险住在一起。当我走在犹太夫妇的后面，我就知道我惹的麻烦有够大，但还不只这些。我突然发现口袋里的东西可能非常危险：三个正式的匈牙利政府橡皮图章。我前一天在图章店偷的，打算那天晚上和抵抗组织的伙伴碰面，为犹太人伪造文件，让他们伪装基督徒的身分。这样很笨，真的很笨，一整天把这种足以定罪的东西携带在身上，但那一晚我决心做我该做的事。我们全部的人总是活在不安之中。“啊，那真是大问题。我知道我会被搜查，他们在我身上找到这些图章的时候，我就一点儿机会也没有了。零机会。他们会控诉我当间谍或参加抵抗组织。他们会拷问我抵抗组织的情报——地点、伙伴的姓名。拷问之后，他们会枪杀我或吊死我。而且我也害怕我会漏了口风。我必须丢掉这些图章。“幸亏我带了一些真实的商业书信，那是我工作的工厂交给我邮寄到陆军总部的邮件。当我们继续前进，我看到一个邮筒在街道对面，就知道这是个不能错过的大好机会。我从袋子里猛力抽出要寄给匈牙利陆军的信件，拿给箭十字党员看，说我的老板吩咐我今天一定要寄出，因为信中有服药指示要运送到俄罗斯前线。“我告诉箭十字党员，我必须把这两封信投进街道对面的邮筒内。他放低他的枪，仔细检查信件，点头应允，但警告我不要企图玩鬼把戏。我过了马路走到对面的邮筒，从口袋滑落出橡皮图章(谢天谢地，我只有橡皮部分，没有木头握柄)，然后放在信件中间，打开邮筒盖子，把全部的东西都投进金属制的筒子里。我大大松了一口气：我已经摆脱足以定我罪名的主要证据。如今，我只须使那只野兽相信我不是犹太人就可以离开。他总是有可能拉下我的裤子看看我是否行了割礼。我说过了，假如他们看见我的图章，我的机会是零；但我也知道，假如他们带我进去党部大楼，我只有少于百分之五的存活机会。”我静不下来，我好焦虑，我的心脏砰砰直跳，我必须说说话，说任何话。“鲍伯，我无法想象你怎么办到的——你如何度过这一切，还有如何完成这辈子已经完成的事。你内心有什么感觉？假如我想象自己是你，十五岁年纪就必须面对几乎确定的死亡……我是说我无法想象。青少年期间，我最大的创伤是新年除夕没有约会。真可怜。我不知道你如何那样面对死亡……你知道，我现在有能力面对死亡的想法。我七十六岁，我一直活得很好，我达成任何承诺，我准备好了。但当时十五岁……我记得当时有几次思考死亡……呼呼呼的一声，像在我下面开了一道活动门窗……大声到无法忍受。我不认为你夜里的恐惧和梦的来源有什么神秘。我只听了你的年少生活就体验了恐惧，而且我今晚很可能梦到你的经验。”鲍伯拍拍我的肩膀。想象一下，他必须安慰我。“你会习惯一切。记住，这只是千钧一发。很多之中的一个。我认为你甚至可以习惯死亡势不可挡的前景。而且也要记住，我太专注于存活而无法思考死亡。只有存活。当时，或甚至是接下来的二十年，假如我让自己去感觉，那会无法承受。你决定要听剩下的部分？”我努力隐藏我的颤抖，然后点头。“当然。”既然鲍伯终于特惠我听他的秘密，我下定决心不要再让他把秘密收回去。“又走了十到十五分钟，”他继续说：“我看到匈牙利警察在转角转弯，走向我们。我极为焦急，一见到他，我必然对自己说：‘我的机会到了，我唯一能够离开的机会。我要报警。’“我呼叫他：‘警察，警察，对不起，先生，我想要跟你说话。我正要去上班，这个男人把我拦住，不让我上路。他正要把我带去某个地方。他认定我是犹太人，但我不是。我恨犹太人，而且我有文件证明我是基督徒。假如他不让我走，我会失去一整天的薪水，而且我就无法寄钱给我守寡的母亲和祖母。在这里，请你看看我的文档。我是基督徒。这些文件可以证明，你看了就会让我去工作的。’我出示且挥动我的身分证件。“警察问那是怎么一回事，箭十字党恶棍咆哮：‘他是犹太人。我会处理他，而且我会处理其他两个犹太人。’“‘这里你不可以管，’警察大声嚷。‘这条街是我在看管。我会处理。’“他们短暂争执，直到警察失去耐性，掏出手枪，然后说：‘这是我的地盘。我正在巡逻，而且我将带这个孩子去警察局。’“那个箭十字党员变得令人惊讶的胆小，说他会把我送交警察监管，但会核查警察局，查明我是否有被带进去。然后他继续走，带领他前面的那对老夫妇，走在街道中央。那个警察仍然握着手枪，叫我走在他前面。我回头看了那对注定一死的犹太夫妇最后一面。我无能为力，救不了他们。“箭十字党和警察之间有很大的对立，因为警察觉得箭十字党不专业，只不过是一群夺取合法警力的恶棍。像是我在警察和箭十字党之间所煽动的对峙，当时是很平常的。”鲍伯转向我，坦率对我说话——在那之前，说这个故事的时候，偶尔会闭着眼睛或望向远方，彷佛在梦中。他的瞳孔很大，就这一回，我正眼凝视，几秒之后提示他：“然后呢？”“警察和我开始走路，过一条街，他就把手枪放回皮套内。他什么也没问，而我保持沉默。再多走几条街，他环顾四周，然后说：‘快滚，上班去。’我向他致谢并且告诉他，我是匈牙利的爱国者，还有我妈妈会感激他。我一直走，越走越快，没有回头看。我在转角一转弯离开了警察的视线，几乎用跑的，一辆经过的电车慢了下来，我就跳上去。我确信有人在跟踪我。我看见一个警察站在车尾，就侧着身子挤向电车前列。行驶过几条街之后，电车放慢，我就跳下车，绕道走去上班，确保没人跟踪我。当我走进我工作的工厂，老板问我为何迟到。我说前一晚的县炸满街瓦砾，我平常走的街道封闭了，他似乎相信我的解释。“故事就是那样。”鲍伯在沙发上向前坐，再次直视我。“你有什么看法？那就是你所谓的压抑，对吧？半世纪的遗忘？”“无庸置疑。”我说：“很明显这是压抑案例，在我听来也是去除压抑的实例。我们应该整理之后投稿到精神分析期刊。”“啊，或许吧，”鲍伯说：“你的老兄佛洛伊德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你知道佛洛伊德是我们自己人吗？他几乎是匈牙利人——他的父亲来自摩拉维亚(Moravia)，整个地区都属于奥匈帝国。”“我特别感兴趣的是那句话，让你从深厚的库藏里把记忆拉出来。‘我要报警’这短短一句话是个连结，上周在委内瑞拉的绑架中救了你一命，你十五岁的时候也救过你。告诉我，鲍伯，为什么匈牙利警察会放你走？”“好的，小伙子，那是个好问题。有一阵子，那件事缠绕我心，可是话说回来，生命会继续前进。我问自己很多问题：他知道我是犹太人吗？他是善良的人，想要做件善事吗？他是因为宽宏大量的精神而给我生路吗？或者他只是不想浪费时间在像我这样无足轻重的事情上？我很重要吗？还是那只是偶然？只是一个幸运的人，受惠于警察跟箭十字党之间的仇恨？我从来都不知道。”“有没有后续行动？”我问。“你回来那一周有发生什么事？”“我迅速投入工作，从机场直抵我在波士顿的办公室(波士顿和加拉加斯之间没有时差)，没有告诉同事，因为差点儿遭到绑架可能吓跑在委内瑞拉设立临床试验的团队。接下来的两周，我去了六个其他的城市。”“这样很疯狂，鲍伯。你在做什么？你是在自杀，你七十七岁了。我光听你的行程就累了。”“我知道新的技术对严重肺气肿、呼吸困难、慢慢窒息到死的人有效。我喜欢做我正在做的事情。有什么比这更重要？”“鲍伯，歌词不同，但音乐相同。当你还在动手术的时候，很可能比任何在世的外科医师动过更多开心手术。日以继夜，每周七天。凡事过量，毫无节制。”“那么你算哪种精神科医师朋友？你为何不阻止我？”“我尽力了。我记得跟你谈过话、对你唠叨、对你咆哮、告诫你、规劝你，直到那天你给我答案，才顿时让我停止。我从未忘记。”鲍伯往上看：“我说了什么？”“你忘了吗？好吧，我们谈了你耗去这么大部分的人生在手术房的原因。我向你提出的主要想法是，你在手术房可以全盘掌控。这样可以抵消你见到家人和朋友消失时所体验到的无助感。尽管你在抵抗组织有振奋的片刻，但大部分时间你都是无力的，就像百万的犹太人。最重要的是，你得活下去。从那时候开始，你就变得活跃不已。你拯救生命，在手术房里，你几乎掌控一切。“那就是我的最佳猜测，”我继续说。“但是后来有一天，你又告诉我其他的事情。我清清楚楚记得时间和地点。我们在你家，你坐在一幅巨画下方，那是用炭精蜡笔画的，画了很多凹凸有致的裸体。那是你一直喜欢坐的位子。跟那幅画在一起，你似乎无忧无虑。我讨厌那幅画，一看到就紧张兮兮，一直想要到另一个房间去。你就是在那里告诉我，当你手中拿着一颗砰砰跳的心脏，才会感觉到真的活着。那使我完全哑口无言。我答不出话来。”“为何答不出话？那不像你。”“我能说什么？其实你是在对我说，想要觉得自己活着，就必须游走在生死之间的超级薄膜之上。我知道你需要这份危险、这份急迫，才能克服你里面那股死亡的感觉。你的经历所带来的恐惧，当时令我不知所措，这是前所未有的。我求助无门，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该如何用文字和死亡打斗？我想我有试过用行动来打斗。我们一起度过好多好多美好时光；我们做了好多好多事情——你和我，然后和我们的妻子和孩子、我们的旅行，全都在一起。但是这一切对你而言真实吗？像夜里的现实那么真实吗？或者这一切是昙花一现，只能穿透一两毫米？鲍伯，我知道如果我活过你活过的生活，我不是死掉就是觉得自己好像死了。我很有可能也会想要拿一颗跳动的心脏在手中。”鲍伯看似感动。“我都听着。别以为我没有在听。我知道你觉得我在和我的无助搏斗，所有犹太人、吉普赛人、共产党员的无助，他们面对枪或者被迫走进毒气室。你没错。我知道，当我掌控手术房的整个环境，在动手术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强而有力。而且我知道我需要那份危险，那是生死之间那条细丝上的平衡动作。我完全理解——所有的言语，所有的行动。“但是，”鲍伯接着说：“还有另一部分，或许甚至是更大的部分，那是你还不知道的。你将要听到的部分。这一部分只住在我第二个生活——我的夜间生活。在我梦里显现。”我惊讶地往上看，“什么？你要跟我讲梦？这会是第一次。”“就当作第五十次同学会的礼物。如果你解梦的分数不错，我会在我们第七十五次同学会再告诉你一个。我的梦……几乎总是与两个主题其中一个有关：大屠杀或手术房。有时这个，有时那个；有时两个主题合而为一。而这些梦，可怕的、凶残的、血腥的梦，总会给予我相对清白的记录开始下一天。它们提供一种逃脱的出口；它们像某种游行的大游涡，然后漂白黑暗的回忆。“回到上星期吧，回到在加拉加斯那天，一开始就差点儿被绑架。我回家没有说出发生什么事。我精疲力竭，累到吃不下，九点前就睡着了，而且做了一场内容丰富的梦。或许做这个梦是要给你的——送给我的精神科医师朋友的一份礼物。你所要的东西在这里。”夜半时分。我在急诊室的候诊区，看起医院的急诊室，我在那里度过好多年的好多晚上。我看着等待照护的病人。我注意到一个老人坐在长板凳上，他的外套上有一颗鲜黄色的大卫星。我想我认得他——但是我不大确定他是谁。然后我发现自己在手术套房的更衣室，正试图换上无菌衣。我到处都找不到无菌衣，所以我穿着原本穿在医师袍里面的条纹睡衣冲去手术房。那些条纹有蓝有灰——是的，就像集中营的制服。手术房空无一人，阴森森的没有护士、助理员或技术员、没有麻醉师、没有盖着防护罩，也找不到装载着排列整齐的外科手术器械的桌子，而且没有我的工作中最重要的人工心肺机。我觉得孤单、失落、焦急。我环顾四周。手术房的墙用磨损的黄色皮箱一排排堆起来掩护，从每个角落，从地面叠到天花板。没有窗户——其实，墙上甚至没有空间可以放X光观片灯箱，只有皮箱，像布达佩斯那个老犹太人所提的皮箱，当时他走在箭十字党恶棍的前面，被冲锋枪指着。我看到一个赤裸的男人在手术台上无声地猛烈摆动。我朝他走过去。他看起来很面熟。他是我在急诊室看到的同一个人。我当时知道他就是那个提着皮箱被打到必死无疑的男人，我在布达佩斯那条街上看过他。现在血正从两个弹孔流出来，流过刺在他赤裸胸膛上的黄色大卫星。他需要立即照顾。我孤零零一个人，没有人可以帮我，而且没有外科手术器械。那个男人在呻吟。他奄奄一息，我必须开他的胸膛到他的心脏止血。但是我没有手术刀。接着我见到那个男人的胸膛大开。他的心脏，在切口的中央，松弛无力而且心跳虚弱。随着每一次心跳，两个弹孔就向上喷射出鲜红血流，从心脏的前壁到空中，激溅在手术桌灯的玻璃罩上，产生一个模糊的红色血迹在明亮的桌灯上，然后滴回来掉在男人裸露的胸膛上。心脏上的洞口必须封闭，但是我没有外科手术用的涤纶(Dacron)补片。后来，突然间，我的右手拿剪刀，从我的条纹睡衣的下面剪下一块圆形的补丁。我把这块补丁缝起来覆盖心脏上的某一个洞。血就止住了。心脏充满血，心跳就变得更有活力。但是第二个开口就开始间歇喷射出血流。心跳减速，血流就变得迟缓，而且不再喷到桌灯，却反而流回我在工作的手上。我一手放在洞口，从我的睡衣上剪下第二块圆形条纹补丁，缝在心脏上第二个洞的边缘。血又止了，可是，过不久，心脏空了，心跳变得虚弱，然后完全停止。我试图按摩心脏，但我的手却动不了。这时众人开始涌入手术房，现在看起来更像是法庭。他们全都用谴责的目光看着我。“我睡醒在流汗。我的床单和枕头都湿透了，我醒来的时候一直想：‘要是我有按摩他的心脏，我早就救了他一命。’然后突然醒来，明白这一切是梦，就比较不会难过了。但是就算醒来，我也一直重复默默对自己说：‘要是我能够救他一命就好了。’”“要是你能够救他一命就好了，然后呢……然后呢……鲍伯，继续说。”“但是我是没办法救他一命的。没有器械。甚至连一块补片或缝针也没有。我办不到。”“对，你救不了他。在手术房里，你没有做好准备，所以救不了他。你没有像那天勉强自救的那个惊恐的十五岁男孩一样做好准备。我认为那就是梦的解答。你无法有不一样的作为。然而，每晚你审判自己，宣称自己有罪，而且你已经用你的人生来赎罪。我已经观察你好长一段日子，罗伯特?布兰特，而我已经作出裁决。”鲍伯往上看。我已经引起他的注意。“我宣判你无罪。”我说。就这一回，鲍伯似乎说不出话来。我站起来，食指指着他，重复说：“我宣判你无罪。”“我不确定你是否已经考虑过所有的证据，法官。那个梦不是说我牺牲自己就可以救他吗？在梦中。我剪下我的衣服救他。但是六十年前，在布达佩斯街头，我没有仔细考虑那个男人和他的妻子。只努力自救。”“但是，鲍伯，那个梦回答了你的问题。显而易见。在梦中，你付出一切，你甚至剪下你自己的衣服，但是依然不够。他的心跳还是停了。”“我可以有所作为的。”“听这个梦，事实来自你的心。你救不了他的，或者也救不了其他人。那时候不行，现在也不行。你是清白的，鲍伯。”鲍伯慢慢点头，静静坐了一会儿，然后看手表。“十一点，早就过了我的就寝时间。我要去睡觉了。你的诊疗费多少钱？”“天文数字。我需要计算器才能计算。”“无论多少，我将交由夜间陪审团去裁决。他们会赐给你一个祝福，或者也许是一个熏鲑鱼贝果当作早餐。”他转身，直接面对我，我们紧紧相拥，从来没这么久过。然后我们步履沉重，各自缓缓走向我们多梦的夜晚。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