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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尽管有种种不同，但唐娜·康塞普西翁和她丈夫有一个共同特点。两人的先祖一样声名显赫，一样是人中龙凤。她的母亲弗朗西斯卡·布兰科·埃雷拉是中世纪王侯的后裔。她的父亲费利西亚诺·帕拉西奥斯—索霍出生于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她的叔叔佩德罗·帕拉西奥斯—索霍是著名的神父、音乐家，也是加拉加斯音乐学校的创始人，她也因此得以发挥自己在音乐上的天赋。

她擅长竖琴，这是她最喜欢的乐器，但她也喜欢唱歌、弹吉他和跳舞。虽然命运只允许西蒙·玻利瓦尔与母亲共度一段短暂的时光，但他从母亲那里继承了两种特质：蓬勃向上的精力和对舞蹈的由衷热情。当唐·胡安·比森特开始适应新生活时，他开始对西班牙的统治感到不安。50年来，他一直是国王的忠诚子民，是值得信赖的法官、执政官和军事指挥官，但到了年，就在英国殖民地纷纷宣布独立之际，唐·胡安·比森特也开始梦想起义。他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西班牙的波旁王朝野心勃勃，决心对其殖民地实行严格的统治。

它实施了一系列针对克里奥尔人的法律，对唐·胡安·比森特的生意造成了直接影响。首先，从委内瑞拉划分出了幅员辽阔的新格拉纳达总督辖区，这个辖区最初是从太平洋一直延伸到大西洋，覆盖南美北部地区；接着，在加拉加斯上任了一位管理经济事务的监政官，以及一位主管政治和军事事务的都督。现在，随着与马德里直接建立起联系，委内瑞拉的牧场、矿山和种植园开始受到更加严格的管制。在马德里和塞维利亚，管理美洲的西印度院加强了控制。税收增加了。所有的交易中都能感受到帝国的存在。

吉普斯夸公司是一家强大的巴斯克公司，垄断了进出口业务，从每一笔销售中抽取丰厚的利润。唐·胡安·比森特之所以十分担心这些新规定的影响，是因为在他看来，这将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打击。克里奥尔人被挤出了政府管理部门。在整个西属美洲地区，从加利福尼亚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西班牙开始只委任半岛人——出生在西班牙本土或加那利群岛的人——担任重要职务。这是一场彻底的、最终变得激进的变革，颠覆了克里奥尔人和西班牙人之间孕育了多年的信任文化。

在意大利，被流放的秘鲁耶稣会神父胡安·巴勃罗·维斯卡尔多—古斯曼愤怒地写道，这等于在宣称美洲人“在自己的国土上都没有能力胜任那些严格意义上属于我们自己的职位”。对于像唐·胡安·比森特这样的克里奥尔人来说，最恼人的地方在于，被委以最高职位的半岛人往往在教育程度和血统上都很低下。这与英属北美多年来存在的情绪类似。乔治·华盛顿和本杰明·富兰克林都曾强烈抗议英国出生的臣民享受的优惠待遇，因为很明显，美国出生的臣民在技能方面要高明得多。

在西班牙殖民地，王室的新特使大多是西班牙中产人士：商人或没什么涵养的中层官员。当他们接管了最令人垂涎的权力宝座时，不得不靠边让位的克里奥尔人绝不会忽视他们的这些缺陷。在西班牙，并非所有人都对可能造成的后果视而不见。一位波旁王朝大臣意味深长地表示，西印度群岛殖民地的臣民或许曾经学会了在没有自由的情况下生活，可一旦他们获得了自由的权利，就不会坐视它被剥夺。不管马德里的宫廷是否了解这些后果，西班牙已经明确了界限。它的殖民战略从共识转为对抗，从合作走向胁迫；为了确保能牢牢攥紧美洲所代表的巨大财富，它对其法律施加了严格钳制。

唐·胡安·比森特和他的曼图亚诺同伴或许没有完全意识到，他们的不满已经成为席卷世界的反叛精神的一部分。这就是所谓的启蒙运动。先前的欧洲科学革命早早为它播下了种子，那场革命挑战了法律、权威，甚至信仰本身。但是，当唐·胡安·比森特和唐娜·康塞普西翁开始结婚生子时，一场席卷美洲南北的大规模革命的车轮已然启动。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主张废除人为施加的经济控制，解放人民，建设更强大的社会。托马斯·潘恩在《常识》一书中讨论了君主制和世袭制是否合理的问题。他认为，欧洲的君主制所做的不过是令“世界陷于血泊和瓦砾之中”。

在法国，让—雅克·卢梭和伏尔泰雄辩地支持自由、平等和民意。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预见了唐·胡安·比森特的不满：“［西］印度和西班牙是两个国家而同属一个主人。但［西］印度是主，西班牙仅仅是附属而已。”他认为，试图使用政治强制力将一主导国束缚在附属国身上是毫无道理的。此时的殖民地就内在性质而言，实为两者中更强大的那个。年2月24日，就在日后光耀门楣的那个孩子出生前一年半的时候，唐·胡安·比森特会见了两位曼图亚诺同胞，写了一封提议革命的信，寄给了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这是一位持不同政见的委内瑞拉上校，曾大胆地公开表示他的家乡应该脱离对西班牙王室的效忠。

米兰达曾在彭萨科拉战役中随西班牙军团参加战斗，因为越权行事而受到上级的训斥，从那以后，米兰达便开始反叛西班牙，毫不掩饰他的仇恨。唐·胡安·比森特在写给他的信中说，加拉加斯的贵族们被西班牙当局施加的侮辱彻底激怒了。新上任的监政官和都督“对待所有美洲人，不论阶级、官职或地位如何，都像对待卑贱的奴隶一样”。这三位曼图亚诺敦促米兰达加入他们的反抗大业，但随即又表达了某种不安，考虑到西班牙正在其他地方残酷镇压起义人士，“我们不愿也不会在没有您的建议的情况下采取任何行动，因为我们所有的希望都寄托于您的谨慎考量”。

因此，这场煽动背后的驱动力是谨慎而非勇气。曼图亚诺人还没有做好颠覆世界的准备。唐·胡安·比森特绝对想不到，自家摇篮里长大的孩子会成为从殖民者手中争取独立的人，不仅仅代表委内瑞拉，更代表大部分西属美洲人。当儿子长到一岁半时，他只知道即使家财散尽，孩子长大后也会是个有钱人。这都拜一位神父所赐。胡安·费利克斯·赫雷斯·德·阿里斯蒂杰塔曾为这个男孩施洗。和当时许多有权势的神职人员一样，他是一位富裕的地主，拥有许多贵重资产。他也是唐·胡安·比森特的外甥。

他在年去世，由于没有直系继承人，他把名下全部财产留给了小西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些财产包括大教堂旁边的一座宏伟宅邸，3个种植园，共计棵可可树，以及他所有的奴隶。次年，唐·胡安·比森特也去世了。年1月的一个温暖夜晚，他躺在圣哈辛托街上的房子里，多年来一直折磨着他的肺结核病终于夺去了他的生命。他那时还不到60岁。他的儿子西蒙还不到3岁。他的妻子怀了第五个孩子，但那孩子将不会久留人世。

即使已处于弥留之际，唐·胡安·比森特仍有条不紊地准备了自己的遗嘱，堪称行事周全的典范。在遗嘱中，他表明自己不欠任何人钱。他列明了家系，描述了他在漫长而辉煌的职业生涯中所担任的崇高职务。尽管曾动过短暂的、半心半意的造反念头，但他坚持将自己的遗体安葬在加拉加斯大教堂内的家族礼拜堂，“用我的军徽做装饰，并按照军法赋予我的特权下葬”。他将名下财产平均分配给5个孩子（包括未出生的那个），将代理权授予妻子和岳父，并增加了一个特别条款，要求唐娜·康塞普西翁“履行我交代给她的事，以减轻我良心的负担”。

这句话只有一个意思：他安排她把钱分给他的私生子女。遗嘱还详细说明了将有多少神父和修士随同他的灵柩前往最后的安息之地，以及在他的灵魂前去接受审判之际，该做多少狂热的弥撒来为之祈祷。显而易见，他死的时候很焦虑。要不是他的妻子务实而有商业头脑，他的离开可能会使这个家庭陷入混乱。唐娜·康塞普西翁安葬了丈夫，怀孕到足月，诞下的女婴几天后便夭折，然后她着手整理家族财产。她托父亲和兄弟们帮忙打理生意，这些生意日后将变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商业帝国，而她则试图为孩子们的生活带来一些秩序。

特别是西蒙这个不守规矩的孩子。他是由黑奴奶妈希波莉塔抚养长大的，他后来称“她的乳汁养育了我的生命”，她也是“据我所知唯一的父亲”。她对这个小男孩关爱备至，极富耐心，但几乎控制不了他。他任性、暴躁、桀骜不驯，显然亟须严加约束。他的母亲责令家族中的男性成员帮助管教他，可男人们觉得他放肆无礼起来很是有趣。没人责备他，更不用说惩罚他了。最终，她获得了王家检审庭的支持。王家检审庭是西班牙在加拉加斯的最高执法机构，负责监督所有的法律事务。

结语

由于这个男孩继承了一大笔遗产，而他的父亲已经去世，无法对这笔遗产加以监管，因此检审庭指派了一位杰出的法学家来全程监护小西蒙的成长。这位法学家名叫何塞·米格尔·桑斯。